跨考历史学研究生，跨考历史学研究生会有歧视吗
不知是一种错觉，还是知乎上回答此类问题太多了，我感觉现在跨考历史学的童鞋是越来越多的。有的是因为虚无缥缈的“兴趣”，有的是想借机改换门庭，换一个自己喜欢并且能hold住的专业，还有的是真爱铁粉，想以此为志业，深造到底的。但是必须要说的是，考研考什么专业都有道理，但考历史学的性价比真心不高。某种程度上这是一个高投入、低产出，投入强度大，回报见效慢的专业。它要求超多的时间成本去细心呵护，它还不一定带给你可观的收益，或者说，基本不会带给你什么物质回报。俗话说，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我始终坚持认为，兴趣和专业是两码事。现将我的散见于各个问题下的关于跨考历史学（尤其是世界史）的回答整理成一篇跨考攻略出来，以飨考研党，也致敬自己曾经努力过的跨考经历。
一、如何评价历史学这个专业？
1、历史学说，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但“社会科学”们却并不这么看。
2、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看热闹的”往往比“看门道的”多得多，但还常常意识不到自己是“看热闹的”，而自我认证为是“看门道的”。
3、撑不着，也饿不死；有钱又有闲就难免出幺蛾子，议论国是，所谓庙小妖风大，池浅XX多。所以半死不活是最好的状态。
4、春秋笔法不止适用于春秋，冬夏也一样适用。
5、城里的人想出去，城外的人想进来。
6、笑看风云变幻，管他IT、CS、人工智能、互联网经济
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
读书仍然是治史的基础，再智能的机器人也代替不了历史学家撰写史学论著。
7、“苍天已死，黄天当立”，“战无不胜，万寿无疆”周而复始。
历史周期律无法跳出。如果随随便便就能克服了，那还能叫“规律”吗？
8、学历史有什么用？答：可以避免再问“学历史有什么用”这种问题。
二、跨考历史学的难度
这年头，考研热，跨考也热，本人跨考too，不时会收到一些跨考难不难之类的没头脑问题邀请（你说我也不知道你啥子情况，跨考啥学校啥专业，直接问我难不难，我哪知道？甭管是考本专业还是跨考，影响因素太多了，分析报告都能出书了吧？），不过还是觉得“跨考考研的难度到底是什么概念”这个问题最有含金量。提问水平往往反映了一个人的思维能力。
进入正题。我以为，与考本专业相比，跨考考研的难度主要体现在对专业内容的了解和掌握程度上。基础内容不同院校大同小异，譬如同样是考中国古代史，甭管是北大还是双非，考出花来，统一六国都是秦始皇。当然，问法，考察范围，考题难度会有不同，这个需要多了解，适应它的出题方式，方便对症下药。另外强烈谴责一些教条主义备考者，一提到复习世界史就言必称“吴齐本”、“北师大11本”，仿佛世间万物都囊括在此万能宝典里了，能不能稍微解放点思想，太本本主义了，总设计师早就批判过了。英语的话，甭管是不是跨考，不过线都是不行滴，那是会被一票否决滴，很多总分和专业课都很高的童鞋也是因英语没过线而与心仪学校失之交臂而不得不被迫调剂滴。
在选专业和学校时，我比较看重两点。第一，专业方面，它的发展前景和你的职业规划，要是能北京遇上西雅图那就最好，不然就赶紧转，良禽择木而栖，不要为一艘要沉的船守节；第二，学校方面，有没有博士点，出国、交流机会，导师手头的“资源”等，了解和考虑好这些，是为你今后数年乃至数十年的学习工作生涯奠定基础，少走弯路，或者至少不浪费时间，学术生命宝贵，深造机会难得，随随便便就把青春得瑟没了，就太不值得了。“未来的工作内容”，你今天的决定，很有可能会影响未来的工作，有的甚至具有决定性影响，譬如一旦决定读博，或者已经在读，那以后的职业生涯基本就是板上钉钉的事了，叫你搬砖种地那是肯定不会去的，文科博士基本上终身告别体力劳动，“高级知识分子”“思维产出”滴干活是肯定的了。
三、跨考世界史的建议
世界史专业目前已升为一级学科，今年的双一流学科建设名单中，北大、南开、东北师大的世界史专业名列三甲，是业内公认的世界史研究重镇，其他如复旦、南大、南开、吉大、武大、北师大、华东师大、首师大、天师大等也都在国别史等方面各有所长。
回到正题。
我以为，外语是一门重要工具，尤其是世界史研究，几乎是打开外文文献之门的一把金钥匙。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历史学研究也是如此。如果读不懂外文文献，单纯使用中文文献或汉译本文献，是很难做出开创性成果的，而且资料来源也比较有限，影响到研究视野和文章质量等，总之世界史研究对外语能力——尤其是文献翻译能力要求很高，要能独立阅读和翻译文献（你总不能指望导师或学长学姐给你现成的吧？自己出钱请人翻译？），加强训练，逐步提高准确率、速度和效率，做到质量过关，可以随用随译。所以说靠山山倒，靠人人走，打铁还需自身硬，啃下几块硬骨头，笔头熟练了就会脱胎换骨，之后的路就好走了。
另外，学习世界史当然英语是首选，但这并不是万能的。譬如研究俄国史，读俄语文献和英语文献哪个效果更好呢？我们不否认英语国家学者对俄国史的研究成果，但是就像你不能通过别人的转述来了解一个人一样，我们也不能完全依赖“二手资料”来研究俄国史（比如俄语词汇中一些斯拉夫民族特有的文化内涵，译成英语后就损失殆尽，或者基本看不出来什么“内涵”和“美感”了。如姓氏Ленин,Сталин,Каменев,它们在俄语中的词根分别是勒拿河、钢铁和石头，译成英语后变成Lenin、Stalin、kamenev ，几乎看不出原词的词根含义了，也就无从联想其姓氏内涵，换做是不懂俄语的人，恐怕也是想不到这一层的；再比如苏联政要Молотов,他的姓氏词根是“锤子”，译成英文是Molotov，还是啥也看不出来。他在谈判中常常否定西方国家代表的提议，因此被称为“涅特”先生，这个“涅特”就是俄语“нет”的音译，意思是“不”。不懂对象过的母语，一旦遇到汉译本文献中译者误译和错译，我们连基本的辨识能力都没有，很可能被误导，将错就错。比如“常凯申”、“门修斯”就是著名的翻译笑话，译者常识的缺乏令人惊叹，贻笑至今。如果不懂外语，你知道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布尔乔亚、英特纳雄耐尔、米尔、杜马、诺夫格罗德、新罗西斯克、符拉迪沃斯托克、布拉戈维申斯克、列宁格勒的“格勒”、柴可夫斯基的“斯基”、泰晤士、托尔斯泰故居“雅斯纳亚 波良纳”、苏维埃、纽波特纽斯的原意是什么？你能想到纽西兰和新西兰、老挝和“撩国”、保罗和巴维尔、弗里德里希和腓特烈、叶甫盖尼和欧仁、德米特里和季米特里其实原词都是一个，只是不同文本音译不同而已？如果不懂语言国情知识，“Like father，like son”是“喜欢父亲，喜欢儿子”还是“有其父必有其子”呢？恐怕是很容易被带跑偏的。）想接触第一手资料，最大限度地避免误判和错讹，掌握俄语是绝对必要的。比如我就对某些所谓“汉学家”持怀疑态度，这些学者中的有些人甚至连汉语都不懂，你能指望他能通过英语就能隔空猜物地瞬间理解中国的方言词语和网络新词吗？“世界语”都无此功效，孰论英语乎？这种隔靴搔痒的研究态度还是停留在“西方中心论”的小圈子里画地为牢，闭门造车，断不可取。所以要研究对象国的历史文化，掌握他们的语言是绝对必要的，而且是最有效的手段之一，最起码可以具备基本的信息辨识能力，防忽悠，反忽悠。
至于选择院校和复习方向，如果是俄国史当然推荐吉大东北亚研究院，其他方向了解不多，略。
四、历史学专业课如何复习
遥想当年备考时是翻过考试大纲的，而且当年的抗战还是八年，现在已经延期为十四年了。课本没看过，主要是参考历年真题、辅导书，如长孙博名词解释、仝晰纲历史学辅导全书等。
下面谈谈做笔记。
俗话说，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另外专业课说到底也就是码字的题，无论是名词解释、材料分析还是简答论述，最终都要落实到卷面（满篇的答题纸真是一张白纸好做文章啊～）上，所以笔头功夫是敲开名校大门的第一步。
由于是资深用户，据我观察，长孙博名词解释的词条基本是照搬照抄课本内容的，说得好听点就是“整合”了一下，其实就是七拼八凑到一起的，所以需要自己拨云见日，备考时再整理一番，不能全信书本。当时做的笔记，大体是按照史实（参照考察范围，不在其列的涉及较少）发生的时间顺序来整理的，具体时段的重要史实则参照历年真题等，按照四大题型分门别类列出，譬如哪些内容容易出名词解释，哪些重大内容适合出简答论述，处处志之。不但要拟出题干，还要模拟作答，要点是行文简洁，挑干货写，关键词、术语、下定义、做总结要给力；控制好字数，尽量答出要点，减少描述具体情节的语言，因为真正到了考场上，时间有限，你一条名词解释写来感了，就写个三五百字，那后边价值几十分的论述题就甭写了。所以整理笔记的过程也是实战化训练答题的过程，运用得当，可能会有事半功倍之效。
五、学习世界史（俄国史）的体验
世界史专业是历史学下属的一级学科，与之并列的还有中国史、考古学等。世界史研究一般都以国别为单位，如美国史、日本史、英国史等，要求熟练掌握至少一门外语（一般都为英语），如研究对象为非英语国家，则最好掌握该国母语。比如，本人学习俄国史，除了不多的课程之外，日常最多的功课就是阅读翻译俄语原文文献，培养“他者”视角，提高吸收俄国学者研究成果的能力，难点也大多在于此。但是俄国学者的学术规范和研究习惯不要说与英语世界接轨，就是拿到国内来都是半生不熟的残次品。因为俄国学者写的科研论文按照我们的标准更像是文学散文，摘要非常随意，行文逻辑不严密，经常是东一耙子、西一扫帚，在汉译时需要“编译”一番，甚至大幅调整其内容，以适应国内的论文规范。而且作者几乎从来不在每页文末加独立脚注，而是在篇末附上一长串的尾注。一个最极端的例子是Д.А.沃尔科戈诺夫的《斯大林：胜利与悲剧》一书，书后的尾注序号都排到900多号了，而中央编译局的专家在汉译后可能是出于保持著作原貌的考虑，一切照旧，这就显得非常不规范。
当然，英语国家对俄国的研究也是成果颇丰的，如20世纪的路易斯·费希尔、西里尔·布莱克、弗雷德里克·斯塔尔以及法国的罗曼·罗兰等。但“破绽”也正在于此。比如，日本人称自己的语言为“日本语”，于是也就想当然地认为中国人的语言是“中国语”，殊不知，中国人自己都是将其称为“汉语”，而从不说什么“中国语”，这就是理解偏差。同样的，西方学者用英文写出的学术著作也不能百分百保证绝对忠实于俄国社会国情，尤其是不懂俄语的俄国学者（这话很拗口，就像不懂汉语的所谓“汉学家”一样），你能指望他从英语中隔空猜物地凭空参透什么俄国人特有的文化现象吗？当然也有一些令人敬佩和感动的轶事，比如美国学者某君为研究俄国问题，一把年纪还毅然自学俄语，专注和醉心于学术到如斯地步的精神令人肃然起敬。当然，路易斯·费希尔也是为了研究列宁而在俄国居住了十几年之久!这些人为了学术的求真、求是付出了一生的追求。
另外，目前国内俄国史研究力量与其他世界史研究力量相比规模很小，从人数和质量来讲都是如此。主要集中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辽宁大学、黑龙江大学等科研院所，但其中的博士点培养单位又屈指可数。俄国史研究所谓的“学术前沿”在于俄国资本主义史、俄国石油天然气史、俄国战争史、俄国工商业发展、俄国政治史、俄国文化史、俄国制度史、俄国思想史、俄国革命史、俄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等。学界比较常发文章又权威的期刊有《历史研究》（顶刊）、《世界历史》、《史学集刊》、《史学月刊》、《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俄罗斯学刊》、《俄罗斯研究》、《俄罗斯文艺》、《西伯利亚研究》等。
六、关于传说中的“吴齐本”与世界史教材
目前市面上常见的世界史教材以“吴齐本”最流行，影响力最大，也是很多世界史考研学子的必备参考书。这套书史料丰富，史论扎实，可读性强，而且各种史实知识点条分缕析，逻辑清晰，可以说是干货满满，非常适合拿来备战考研。但是要问为什么市面上流行的世界史教材如此少，就要谈到中国的世界史学科本身的发展。
相对于其他学科，世界史在中国的历史较短。在鸦片战争前后，民族的深重危机迫使中国人“开眼看世界”，但很长时间内中国并没有“世界史”学科。京师同文馆也不过开设俄罗斯文馆等，组织人力物力翻译外国著作，但并没有系统研究外国历史。世界史学者、首都师范大学前校长齐世荣先生说过，解放前中国只有“西洋史”（主要研究欧美）和“东方史”（主要研究日本和印度）学科。解放后中国学习苏联设立了“世界史”学科，开始对全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的历史进行系统研究。但是当时由于国家社会主义建设背景和资源所限，并没有开展独立研究，连高校世界史教材都是直接从苏联翻译过来的（苏联科学院主编过一套“社会主义革命史观”的世界史）。中苏交恶后为了满足国内世界史教学研究需求，一批中国本土的世界史学者开始自力更生，独立编著世界史教材，东北师大的林志纯先生主编的世界上古史教材就是那个年代的产物，影响了整整一代世界史学者。另外林先生还有五卷本《日知文集》传世。
中国的世界史学科在改革开放以后才进入了真正的大发展时期，但也只是补历史旧账式的发展，还远远谈不上繁荣，更遑论百家争鸣了。南开大学历史学院院长陈志强教授谈过，“改革开放初期是学科发展的黄金时期，当时的世界史国别研究非常全面。”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俞金尧研究员也深有感触：“直到1997年学科目录调整之前，世界史拥有‘世界古代中世纪史’、‘世界近现代史’和‘地区国别史’3个二级学科和一大批研究非洲史、拉美史的专家。”
1997年学科目录调整，将世界史的3个二级学科合并为1个，成为了“历史学”一级学科下8个二级学科中的一个。与大多数国家的统计性学科目录不同，中国的学科目录属于指令性目录，对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具有强制约束力。学科目录中二级学科的合并意味着经费划拨、编制设置、招生名额、课题立项都要相应地减少和压缩。此次学科目录调整使世界史学科发展受到了重创。俞金尧举例说：“我读大学的时候‘世界通史’要上3年，而学科压缩后这门课只上1年，原因就是没有老师教授。”
从1997年学科目录颁布实施到2011年再度升格为一级学科已经过去了整整13年。在这13年中，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越来越紧密，世界史的学科地位也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俞金尧研究员指出：“世界史升级为一级学科是学术界的需要，也是国家的需要，大国需要研究外国历史。中国在闭关自守时对外国置之不理，但现在中国在全世界各地都有国家利益，不了解、不研究其他国家就会到处碰壁。而且研究外国，不能仅研究现实问题，还要研究历史，因为现实问题说到底还是历史问题，要想进行深刻的研究就必须从历史着手。”
世界史升级为一级学科后，陈志强教授认为：“未来的十年，世界史学科将迎来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整个学科的发展空间将会大大增加，与之相伴的是研究领域、课题、人员、人才培养等方面的一系列变化，如完善学科体系的建设、更合理地分配资源、加强后备力量的培养等。此外，以前我们对国外的研究着眼现实利益较多，缺乏对文化、历史背景的研究，世界史学科的发展必将推动这两方面研究更好地结合起来。”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所长张顺洪分析了研究所目前的情况，感到任务紧迫：“研究所共有在职研究人员70人左右，以科研为主，也承担少量教学任务，研究生招生数量每年10人左右。研究所目前设有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历史研究室、西欧北美历史研究室、俄罗斯东欧历史研究室等机构。从表面上看覆盖了世界史的各个方面，但实际上有很多研究空白，如拉美史研究七八十年代曾经很强，但现在只有两位青年研究人员，已成了濒危学科。高校人力、财力资源丰富，学科升级后可以扩大编制、扩大招生、增加经费投入，大踏步发展，如果我们不紧紧跟上，将难以发挥‘国家队’的作用。”俞金尧认为应该借此机会设置新课题、新领域：“比如边疆史地我们一直是从中国的角度研究的，缺乏邻国视角的边疆研究，因此应该了解、系统研究人家的资料和政策。我们还可以开设‘周边国家史’这样的二级学科，侧重研究与中国有关的经济、文化、边疆政策的内容。”
但是，套用一句老话，世界史研究的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目前国内世界史高水平专门期刊只有《世界历史》一家，虽然其他诸如《历史研究》、《史学集刊》、《史学月刊》等也经常刊发各种世界史论文，但世界史研究在国内史学界依然是“稀有物种”，有些研究方向仍是方兴未艾，甚至因为研究人才青黄不接而变成濒危学科。有一段时间俄国史研究就面临这种窘境，不过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和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等研究机构学者的共同努力下，近年来俄国史研究团队的规模算是稳定下来了，还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比如吉林大学匡亚明特聘教授、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张广翔先生多年来就培养了大批俄国史硕博人才，现在虽已年高甲子，但依然坚守在教学科研一线，竭尽全力多培养几个俄国史后备人才，现在像这样真心热爱历史学研究，有使命感，诲人不倦的学者真是太难得了。
另外，外语水平也是限制世界史研究深度的一个重要因素。某种程度上，外语能力是世界史研究的关键能力，收集、破译和甄别史料都离不开过硬的外语能力，尤其是文本翻译能力。所以一般一流的世界史学者同时也是不错的翻译家，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第一手史料，要想做出第一流的研究是不可能的。不积极引进、译介国外（尤其是研究对象国）经典和前沿研究成果，全靠吃中译本译著的“现成饭”也不可能作出创新的、有价值的成果的，其结果只能是互相抄袭、重复研究，浪费宝贵学术资源。提到外语能力的培养，迈克尔·斯坦福：《历史研究导论》的中文本译者，台湾淡江大学的刘世安先生曾说过，他在读历史系本科时，一律是外教全英文授课，但到了第三年也就完全习惯了，以后翻译英文文献颇得其利。但是像这种系统的外语能力的培养，国内世界史学科不要说是本科教学，就是研究生阶段也远未做到。拿笔者身边的例子来说，世界史研究生招生就存在明显的结构性矛盾，外语（国别史所需小语种，英语除外）好的历史系科班出身者极少，而外语系（小语种）跨考世界史专业的考生往往历史学基础薄弱，不过很多时候导师却还是愿意招收外后者，尤其是国别史研究喜欢招收该对象国外语系考生。这就是一种无奈之下的权宜之计，因为复合型人才是稀有资源，外语能力一流的考生往往不会跨考历史学这种“没什么前景”的基础学科，而是经济管理等热门学科。
综上，市面上中国学者所著世界史教材版本之所以稀少，主要有世界史学科本身发展不足，世界史人才梯队遭遇困难和世界史对外语能力要求很高三方面因素。不过，随着国内世界史学科的发展，人才结构的进一步优化，世界史研究队伍综合素质，尤其是外语能力的提高，相信未来国内世界史学界会有更多优秀世界史教材和专著涌现出来，届时再也不会有一味翻译西文世界史教材弥补本国学界不足的尴尬局面出现。供参。
跨考历史学研究生(跨考历史学研究生会有歧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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